毛泽东哲学著作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程，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第二章第十一节和第三章第一节后来经修订独立成篇，即《实践论》与《矛盾论》（合称"两论"）[^c1]。《实践论》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为核心公式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c2]；《矛盾论》阐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深入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范畴[^c3]。两论是毛泽东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支柱，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两大领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1943年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以"群众—领导—群众"公式完成了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结合，三者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哲学体系的理论骨架[^c20]。
毛泽东哲学体系从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的初步形成到1937年两论的体系形成，历经了逐步深化的过程。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首次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它与1937年的两论存在内在的哲学逻辑关联[^c21]。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构成这一哲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正是为了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他才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并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c32]。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组织化传播通过延安新哲学会（1938年成立）等平台得以推进，艾思奇与何思敬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会务，毛泽东亲自参加学会的哲学小组讨论，形成了集体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氛围。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1961年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总结，成为中国高校和党校的哲学标准教材，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传播。
两论的写作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两次"胜利—失败"的历史经验，要求从哲学高度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运用[^c4]。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深入研读了苏联哲学家米丁和西洛可夫的教科书[^c5]，并与艾思奇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密切交流[^c6]。两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传统哲学精华相融合[^c7]，《实践论》借用"知—行"范畴展开论述，《矛盾论》吸取了《周易》、老子、孙子等传统辩证法观念[^c8]。当代学者进一步论证，两论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也为实现"两个结合"提供了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哲学范式[^c31]。两论从哲学层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理，说明人的正确认识只能来自于实践并受到实践的检验，而非来自本本或教条[^c17]。毛泽东早年已表现出辩证思维的萌芽，其1913年的《讲堂录》中已包含"世界上一切事物皆在变化"的观察[^c22]。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而艾思奇在此前半年已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抗日战争时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入开展的重要时期[^c16]。
两论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c9]。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将矛盾理论扩展至社会主义治理领域[^c10]。这一著作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c34]，此后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c35]，从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再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数次更新表述，详见 [[概念/社会主要矛盾]]。两论在国际学术界亦产生重要影响，路易·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直接受启发于毛泽东的矛盾学说[^c11]。2007年1月，英国Verso出版社出版《实践论与矛盾论》英文合集，斯拉沃热·齐泽克撰写长篇序言，标志着毛泽东哲学在21世纪重新进入英美左翼学术视野[^c19]。日本学者[[人物/中兼和津次]]在2024年的专著中将毛泽东刻画为集"皇帝的权力和马克思的权威于一身"的领导人[^c18]。李达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得到毛泽东亲自审阅和高度赞扬（"这个解说极好"），成为两论最权威的阐释文本[^c28]。
两论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中持续发挥源头作用。毛泽东1938年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新时代[[概念/两个结合]]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原型和理论先导[^c2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一步发展为"问题导向"的实践辩证法、"矛盾转化"的过程辩证法、"战略为要"的系统辩证法、"人民至上"的主体辩证法和"历史主动"的历史辩证法五重维度[^c30]。在学术前沿，两论被置于复杂性科学、德勒兹哲学等当代理论框架中重新审视，展现出超越革命语境的理论生命力。2025年周一平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第四册对《实践论》等著作进行了详尽的版本校勘[^c33]，谢茂松从三千年文明史视野将《毛泽东选集》定位为与《周易》《论语》相辉映的文明经典，进一步拓展了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研究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