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著作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程，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第二章第十一节和第三章第一节后来经修订独立成篇，即《实践论》与《矛盾论》（合称"两论"）[^c1]。《实践论》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为核心公式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c2]；《矛盾论》阐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深入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范畴[^c3]。两论是毛泽东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支柱，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两大领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1943年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以"群众—领导—群众"公式完成了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结合，三者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哲学体系的理论骨架[^c20]。
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问题意识到系统建构的渐进过程。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937年《实践论》和《矛盾论》从认识论和辩证法完成了体系的核心建构——三者的内在逻辑详见 [[作品/反对本本主义.md]] 所述[^c21]。两论的写作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两次"胜利—失败"的历史经验，要求从哲学高度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运用[^c4]。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深入研读了苏联哲学家米丁和西洛可夫的教科书[^c5]，并与艾思奇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密切交流[^c6]。两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传统哲学精华相融合[^c7]，《实践论》借用"知—行"范畴展开论述，《矛盾论》吸取了《周易》、老子、孙子等传统辩证法观念[^c8]。两论从哲学层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理，说明人的正确认识只能来自于实践并受到实践的检验，而非来自本本或教条[^c17]。毛泽东早年已表现出辩证思维的萌芽，其1913年的《讲堂录》中已包含"世界上一切事物皆在变化"的观察[^c22]。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抗日战争时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入开展的重要时期[^c16]。毛泽东对各篇哲学著作均反复推敲——据李佑新分析，《实践论》的写作根植于肃清教条主义思想根源、指导中国革命和夺取抗战胜利三重动因[^c27]。
两论的认识论框架（"实践—认识—实践"、"特殊—一般—特殊"、"群众—领导—群众"三个公式）详见 [[作品/实践论.md]] 所述[^c20]。关于两论的具体写作时间，参见 [[作品/两论.md|《实践论与矛盾论（两论）》]] 中的详细考辨。
学术界围绕两论展开了一系列论争。部分学者从"矛盾实体论""矛盾极端论""斗争绝对论""发展斗争论"四个维度提出批评[^c23]。2026年缪燚晶发表于《毛泽东研究》的论文以三重文本对读方法揭示《矛盾论》对道家辩证思维的创造性转化与超越，认为毛泽东辩证法提供了一个基于传统而吸收西方思想的范本[^c24]。同年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系统论视角论文则以思想整体性、话语层次性、价值开放性三重特征论证两论的原创性[^c25]。[[刘盛威]]在2026年发表的论文从问题视域、基本原理、实践方法三重维度系统论述了毛泽东辩证法的现实性[^c26]。
两论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c9]。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将矛盾理论扩展至社会主义治理领域[^c10]。两论在国际学术界亦产生重要影响，路易·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直接受启发于毛泽东的矛盾学说[^c11]。2007年1月，英国Verso出版社出版《实践论与矛盾论》英文合集，斯拉沃热·齐泽克撰写长篇序言，标志着毛泽东哲学在21世纪重新进入英美左翼学术视野[^c19]。日本学者[[中兼和津次]]在2024年的专著中将毛泽东刻画为集"皇帝的权力和马克思的权威于一身"的领导人[^c18]。李达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得到毛泽东亲自审阅和高度赞扬（"这个解说极好"），成为两论最权威的阐释文本[^c28]。习近平总书记将"两论"列为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著作篇目之首[^c15]。
两论作为方法论资源在当代中国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持续发挥作用。学者郭湛追溯两论与百年中国历程的关系，强调研究矛盾特殊性必须进行具体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c13]。2025年12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红色经典研习社"以两论为核心，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分析"十五五"时期的机遇与挑战，倡导"从实践中求真知、在矛盾中找对策"[^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