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百科全书
女性主义（Feminism）是一个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其核心目标是追求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c1]。作为一种基于天赋人权的思想体系，女性主义以男女平权或男女平等为核心，指导了全球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批判和发展，最终成为世界性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c2]。
自18世纪末启蒙运动以来，女性主义经历了从第一次浪潮争取选举权和法律平等到当代数字行动主义反性暴力的发展历程[^c18]。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西蒙娜·德·波伏娃、贝蒂·弗里丹、凯特·米利特、金伯莉·克伦肖和贝尔·胡克斯等思想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推动了女性主义的理论演进。1990年代以来，交叉性、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判使女性主义更加关注种族、阶级、性取向等身份维度的交叉压迫，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格局。生态女性主义则将性别分析延伸至环境议题，揭示了女性受压迫与自然被支配之间的深层结构关联。
在第四次浪潮的框架下，[[身体积极性]]运动作为数字时代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而兴起。该运动起源于1960年代的反肥胖歧视运动并根植于黑人肥胖行动主义传统，在社交媒体时代获得广泛传播，但也面临深刻的商品化批评——研究发现Instagram上的身体积极性内容绝大多数以瘦削、白种和顺性别个体为特征[^c19]。在全球范围内，2022年伊朗马赫萨·阿米尼遇害后爆发的"女人·生命·自由"运动延续至2024年，展现了非西方世界女性主义抗议的持续激进化。在中国，2020年疫情期间发起的#看见女性劳动者运动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数字女性主义运动之一[^c21]。2025年全球妇女峰会在北京召开，官方高调颂扬女性成就的同时，活动人士指出中国女性争取权利的公共讨论和政策倡导面临严重限制，独立女性权益组织已在公民社会打压中几乎被摧毁殆尽[^c69]。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在发布会上将"极端女权主义"定性为意图"把这个国家搞乱"的破坏力量。2025年1月3日，女权博主王慧玲（"玲姐"）全网账号被删除，随后自传《基层女性》被禁再版，微博先后封禁1300余个"挑起性别对立"的账号[^c71]。2026年2月，中央网信办进一步将"宣扬鼓吹不婚不育、反婚反育等不良价值观，挑动男女性别对立"列为清朗专项行动重点整治问题之首[^c90]。
2026年5月，第21个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200余名代表围绕数字转型、绿色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变迁中的女性经济参与和领导力展开讨论。全国妇联主席谌贻琴呼吁"以更坚定的决心和更有力的行动为女性成长发展创造更好环境"[^c45]。澳大利亚性别平等大使米歇尔·奥伯恩强调"当女性全面参与经济时，国家和区域都会做得更好"[^c45]。马来西亚宣布了2022年反性骚扰法和98天产假等立法进展。
在此背景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者廖雪婷提出了[[概念与理论/不流行女性主义|不流行女性主义]]（unpopular feminism）概念，揭示女性主义思想在消费文化中从未如此可见、在政治层面却从未如此脆弱的悖论[^c28]；她同时提出[[概念与理论/平台厌女|平台厌女]]（platformization of misogyny）概念，描述数字平台如何从反女性主义话语中获利并与国家性别议程协同执行审查[^c29]。2026年发表于《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研究进一步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揭示了"性别对立"如何从一种用户动员的话语框架演变为平台和国家机构制度化的治理范畴[^c89]。廖雪婷进一步指出，国家、数字平台与媒体用户之间的纠葛关系揭示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和性别政治的复杂性[^c44]。上海交通大学学者在2023年发表于KCI期刊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新激进女性主义"概念，揭示中国数字女性主义中一股试图与国家政治和性别政治相分离的新兴激进力量，这种力量融合了西方激进女性主义、分离主义女性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传统，被保守派和国家意识形态双重压制[^c78]。研究指出，中国的数字女性主义总体特点是注重私人领域、去政治化以及间接对抗[^c79]。2025年发表于KCI期刊的另一项基于57位中国女性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则以微博#NoBoyInLady'sRoom话题为例，揭示了中国激进数字女性主义在捍卫女性专属公共空间时采用的三种话语策略，以及这一运动如何不仅排斥男性，也疏离了母亲、女孩和性少数群体[^c80]。同年发表于《Feminist Media Studies》的对中国流行女性主义的理论化研究进一步揭示，中国女性主义的政治潜力在于其"矛盾性"——同时与平台逻辑、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国家权力共谋与颠覆的张力之中[^c81]。
性别对立在中国数字空间中已演变为一种文化母题——2025年发表的新研究以"easy girl"话语为切入点，运用女性主义批判话语分析揭示了该标签如何被用作执行父权和民族主义边界的战略工具，通过伪科学病理化、情感动员和领土化策略将女性的跨国关系重构为对集体荣誉的威胁，且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这一话语的传播与合法化[^c46]。2026年7月爆发的围绕"散帅"与"集美"的网络性别话语战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动态——男性网民通过将英文"Sunshine"谐音化为自称"散帅"，以对抗女性使用的"集美"一词，相关词汇在爆红后立即被平台搜索屏蔽，反映出中国数字平台在流量逻辑与审查逻辑之间的摇摆[^c41][^c70]。同月，演员任素汐因拒绝网友通过贬低其他女艺人赞美她的做法，主动发微博呼吁停止"女性互踩"——"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用表扬一个女性去诋毁另一个女性"[^c91]，成为名人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次自觉表达。2026年6月，现象级乙女游戏《恋与深空》因新角色宣传视频使用"不要在锅里洗澡""引狼入室有什么不好？"等被指影射杀妻案和尾随女性的语句，招致海内外玩家大规模抵制，全国妇联机关刊物《中国妇女》公开发文批评该游戏"将女性受害事件娱乐化"、将"闯入独居女性家中"浪漫化[^c93]，女性消费力量与文化安全话语在此事件中形成罕见的交叉共振。同年，小红书为推进IPO以不低于10亿元购买世界杯版权强行推进"适男化"转型，揭示了内容平台在资本市场压力下如何将用户性别构成作为可工程化调整的战略变量——"小红书最大的危险，或许不在于适男化失败，而在于失去原本的小红书"[^c88]。
2026年7月，联合国妇女署与欧盟共同启动"性别包容工作场所"项目二期，为期四年，聚焦中国本土实践，特别关注青年女性和残障女性。项目基线调研覆盖陕西和江苏60余家企业，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为女性员工提供培训机会，但晋升决策中禁止性别歧视方面仍有明显短板，育儿假使用率偏低，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仍以事后应对为主[^c59]。同月，中国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首次以如此明确的措辞提出"全面禁止就业性别歧视，规范招聘行为"[^c72]。在制度创新层面，中国已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超过十年，截至2026年已在超过30个省市实施——北京每年邀请第三方专家评估数百份政策文件，2024年备案规范性文件中已未发现显性性别歧视内容，但专家指出一些看似中立的规定在实施时可能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后果[^c60]。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已将女性申请年龄从35岁放宽至40岁。
在理论建构层面，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发展。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物/计迎春|计迎春]]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以"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填补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家庭社会学的空白。计迎春将理论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0阶段"传统与现代杂糅"框架，到4.0阶段"双系双轴多核"家庭模式，其专著《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于202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女性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对话领域，香港大学[[人物/汪沛|汪沛]]博士在2026年发表的研究中系统探讨了[[概念与理论/儒家女性主义|儒家女性主义]]如何借助自由主义的公平原则发展出"反思性静坐"的修炼实践，使女性在不可逃避的关怀关系中辨别真正的关怀与结构性强迫——中国女性"在儒家伦理的水域中游动"，自由主义提供的不是逃离这些水域的船，而是更娴熟地游动的技巧[^c47][^c53]。新加坡管理大学陈素芬（Sor-hoon Tan）则从哲学层面论证了儒家核心价值与女性主义的相容性，将父权制实践定位为周朝以来的历史偶然性而非儒家本质。汪沛在2024年12月13日于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发表的学术报告《儒家仁学伦理再探——一个女性主义视角》进一步揭示了儒家'仁'学伦理中隐含的性别化结构——关爱被编码为"女性美德"而好学被编码为"男性特权"，为儒家女性主义提出了超越关怀伦理比附的理论任务[^c74]。在人工智能与性别治理领域，东北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提出的"算法向善"框架主张将女性生理特征、家庭照护责任和人身安全需求纳入算法底层逻辑[^c48]。ISACA中国社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认为晋升机会与男性等同的女性比例跃升至52%，总监及以上高级职位中女性占比仅为4%，AI被认为可能加剧而非缩小这一差距[^c88]。2025年，广东省和湖南省率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在算法设计中应当排除性别偏见[^c49]；2026年3月，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将湖南首创的"算法取中"原则纳入全国性规范性文件。
在[[议题与批判/平台经济与性别|平台经济]]领域，关于算法性别歧视的学术研究持续深化。东北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提出了"算法向善"框架，主张算法价值观应从"中性假设"转向"承认差异"[^c48]。2025年，广东省和湖南省率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在算法设计中应当排除性别偏见[^c49]；2026年3月，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将湖南首创的"算法取中"原则纳入全国性规范性文件。2024年，张烁与库恩（Zhang & Kuhn, 2024）通过2,240份虚拟简历的审计研究首次系统证实了中国求职平台算法以声明性别为直接输入产生系统性偏见——仅推荐给女性的职位薪资低1.54%[^c40]。叶静漪（2023）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发表的长篇研究系统梳理了算法技术化监管的性别盲点，指出数据基础可能携带既有偏见的惯性，女性劳动者面临额外的"适用成本"[^c73]。在短视频直播领域，超过70%的主播为女性[^c36]，但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月收入5000元以下占比95.2%。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量化研究则显示，平台经济发展总体上促进了性别间工资差距收敛，产生了显著的"性别红利"效应[^c35]。
在数字女性主义实践方面，中国最大女性主义主题播客"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由张之琪、傅适野、冷建国三位女性媒体人于2020年3月创办，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女性主义主题播客"[^c61]。截至2026年，全平台总订阅量超过300万，2024年出版作品《格》入围东京TDC年度设计奖，2025年春季推出"随机图书馆"书系（《性别：女》《赞美不沉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与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马丹在《社会科学报》发表的分析文章指出，中国播客听众中女性占比三分之二，与美国以男性为主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音频平台上正在形成以"女性是第一性"为叙述宣言的"游牧式数字女性共同体"[^c62]。
在中国民间女性主义空间实践中，女性主义实体书店和全女空间呈现出一幅多层次、多城市交织的图景。成都因其休闲文化和独立文艺氛围成为女性专属空间的新兴枢纽——出现来树下（Laishuxia）女性主题书店、后视镜（Rearview Mirror）女性酒吧和GiCD（Girls in Chengdu）跨场地女性社群活动组织结构[^c64]。成都芳草街不足10平方米的方寸书店由主理人金珂于2024年9月开业，金珂因读到上野千鹤子《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而觉醒，书店留言板上一位女性写下"我终于离婚了"，陌生人用口红画玫瑰回应，被金珂称为"女性互助的暗网"[^c83]。方寸书店曾因门口小黑板上书写女性主义语句被路人拍照举报，金珂的回应是"一家女性主义书店不需要殉道者，而需要幸存者"[^c82]。香港中通社2025年10月的深度报道系统考察了北京"另一个书屋"、武汉"极乐玫瑰书社"、成都"方寸书屋"和"来树下"等多家女性主题书店，展现女性主义如何"借助书店这一载体落地日常生活"[^c63]。在辽宁本溪这座五线工业衰落城市，"门洞里"独立书店在老旧居民楼中坚持推广女性主义阅读，店主大潘从冶金工程转行开书店，将上野千鹤子和伍尔夫等作家的书籍摆放在最显眼位置，制作"给棉条新手的tips"等科普小册子[^c65]。广东顺德"自己的房间"全女社群运营三周年，创始人晓昕将当代女性空间实践与百年自梳女传统相连接——她介绍自梳女通过"梳起"仪式自愿终身不嫁、集资兴建"姑婆屋"群居养老的历史，认为"自梳是具有创造性的逃离婚姻的方式"[^c66]。2026年2月，观察者网风闻社区发表的批评文章将当代全女共居实践者与顺德自梳女进行对比，认为前者缺乏后者"自律、自立、自助"的品质，称这类实践"始于'自强、自立'的幻想，死于'自私、自利'的现实"[^c67]。在基层和新兴实践层面，全女商业空间在2024至2025年经历了从火爆到急剧降温的转折——深圳全女书店HalfBookstore仅坚持198天，日均不到6本售出[^c50]。南通全女酒吧Girls Room仅开业13天即停业并爆发薪资纠纷，北京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因客群狭窄导致课程价格不断上涨[^c75]。分析认为，这一波"全女经济"潮起潮落的核心原因在于：消费者将"全女"标签作为社交货币进行一次性打卡而非持续消费，客群筛除男性后市场规模减半但租金、工资等固定成本不变，以及部分商家借概念营销透支消费者信任[^c76]。与此同时，全女共居空间持续涌现，从浙江金华的"她山共栖"到北京的"梧桐小屋"，当代年轻女性正在小红书上组织远离男性凝视的短期共居体验[^c52]。
以杭州"木兰姐妹"和上海"38fix"为代表的全女修理组织通过教授女性电工和管道维修技能挑战职业性别隔离，订单排期长达月余[^c26]。上海涌现了PAPER MOON和馨巢书屋等女性主义实体书店，北京"另一个书屋"在三年运营后转为线上。豆瓣小组"平凡女性生存手册"以反精英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立场区别于主流的城市中产女性主义叙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25年全年公益收入5.2亿元，支出4.8亿元，惠及妇女500余万人次[^c38]。
在日常公共空间领域，性别刻板印象的敏感性持续提升。2026年7月，上海七宝领展广场因设置"女神停车位"引发争议——该车位比一般车位宽出半个左右，以"女神"命名被批评为默认女性驾驶技术弱于男性的偏见，将个体驾驶能力的差异粗暴绑定到性别群体之上。商场最终对字样进行覆盖，调整为普通大型车辆停车位。评论指出，"善意不能建立在刻板标签之上，便民的前提永远是平等与尊重"，公共服务应以功能导向替代性别划分。[^c77]
在草根女性体育实践领域，2026年7月小红书首届"野球节"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举办，12支民间球队参与。广州民间女足队伍Footy Girls自2023年创建以来已发展至40多名核心队员，用行动回应"业余足坛长期存在'女生陪玩'的偏见"[^c84]。贵州从江县台里村的台里女足由当地苗族女孩于2021年组建，以足球突破"重男轻女"观念——"当地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让很多山区女孩难逃早早辍学、早早婚嫁的命运，而足球成为她们突破命运桎梏、向上生长的机遇"[^c85]。小红书平台已累计诞生1400万篇足球笔记，入驻1640个民间足球账号。
2026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迎来一波密集的新浪潮。陈染推出《私人生活》三十周年纪念珍藏版，毕啸南的《风中有只渡渡鸟》以"一个女孩，一生要被'杀死'多少次？"叩问读者[^c30]，"越境"科幻书系首批两卷出版，"打破学科、性别与文化界限"[^c32]。2024至2025年间，中国女频网络文学在媒介技术变革与"网络女性主义"话语的双重影响下进入深度分化状态，番茄小说的"癫文"、豆瓣阅读的"女性悬疑"和以"女本位"为旗帜的叙事实验共同构成了女频网文的多维变革图景（详见[[文化与艺术/女性主义文学]]）。中国女性影展（CWFF）自2013年至2016年共举办三届，第三届影展征集了来自98个国家的1254部影片，此后因组织分化而停办[^c54][^c55]。在视觉艺术领域，首个聚焦潮汕女性日常与手工艺的综合性艺术展"橄榄花开时"在潮州美术馆开幕，以300余件展品跨越百年呈现潮汕女性的生活世界[^c42]。在戏剧领域，话剧九人原创新作《三妇志异》以女性视角重构哪吒、白娘子等传统神话传说，由温方伊、陈思安、朱虹璇三位女性编剧创作，2026年3月在北京首演。
在高校妇女/性别研究领域，全国32家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在2026年上半年接受了集中调研评估。女性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速建设：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上的女性学通识课程选课人数已超过10万[^c24]；西安培华学院编写了陕西省首部社会性别教育教材[^c25]。在国际女性主义交流方面，2026年7月，中国社会组织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上发言分享了性别平等领域的人权实践。在法律政策层面，山东省在省级立法中首次明确禁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贬损妇女人格尊严的信息[^c27]。202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后，联合利华旗下力士品牌在港澳台地区发起反性别标签广告运动，以短片中踢碎负面emoji的视觉隐喻鼓励女性反击社交媒体上的性别化侮辱。在学术研究层面，关于中国"亲女性"广告视觉风格的研究运用社会符号学方法，揭示了视觉风格（而非仅内容表征）如何传递后女性主义的情感结构。2026年发表于《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TikTok算法如何将女性主义的集体怨愤重塑为个体化的消费式自我修炼——TikTok的可见性经济优先考虑女性审美自我呈现的流通，而非女性主义作为政治动员的可能性。其镜像案例是2026年发表于《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的研究，该研究以豆瓣"Women Fitness"女性健身社群为例，揭示了数字社群如何通过参与式治理和情感代谢机制将健身从新自由主义"自我工程"重构为"关怀与抵抗的集体基础设施"，展示了数字平台作为女性主义基础设施的矛盾性双面角色。
在第四次浪潮的全球框架下，#米兔运动在中国限制性政治环境中发展出独特的行动策略[^c21]。2026年7月，十多名女性在社交媒体公开指控著名记者、知识分子和公益领袖性侵与性骚扰，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指出此类指控推动了中国#MeToo运动的发展，但也指出在政府审查和男权主导文化的社会中，这样的运动"举步维艰"[^c56][^c57]。同年，中国#MeToo的法律版图呈现出矛盾面貌——一名前实习生在北京市赢得性骚扰侵权诉讼，法院首次明确承认职场权力不对等关系在认定中的分量；而脱口秀女演员唐香玉因公开谴责偷拍男同行被法院强制道歉，法律学者警告此判决"恐产生「寒蝉效应」，令未来女性面对不公时因恐惧名誉权诉讼而选择保持沉默"[^c34]。同月，昆明一名网民因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性别对立被行政拘留，官方将之定性为"把攻击榜样、制造矛盾当作'流量密码'"[^c92]，标志着国家在治理网络性别冲突中对反女性主义言论施加法律惩戒的典型案例。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是推动全球性别平等的里程碑，30年间推动了193个国家通过1583项反妇女暴力法律，议会中妇女比例从11%增至27%[^c6]。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着持续的内部批判——从对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反思到跨性别包容性的争议，从流行女性主义与消费主义合流的警惕到监禁式女性主义的批评，从后殖民女性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到中国学者对"以白男为范本"的解放模式的质疑。这份张力本身也是女性主义不断自我更新和走向成熟的动力。